在一片荒滩上填海造陆，10年间成就一座产城共融的新城。发展成果有目共睹；然而，鲜为人知的却是如何在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博弈中找到平衡点。

天津临港经济区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7个功能区之一，在从2011年~2013年连续3年经济增长率达100%的同时，2013年年底，临港经济区污水实现“零排放”。

他们如何实现“零排放”？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复制、可推广？带着这些问题，中国海洋报记者日前来到天津临港经济区一探究竟。

工业废水—污水处理厂—人工湿地—景观河 “零排放”的生态链

6月中旬，身在京津冀地区人们的微信朋友圈被蓝天“刷屏”。可以说，在认识、了解和防范雾霾的过程中，环保也早已成为大众共识，而不仅仅是政府或组织的设想。

6月11日，天津临港经济区海风轻拂，天空和微信朋友圈里的一样蓝。临港经济区现有成陆面积135平方公里，形成装备制造、粮油食品、港口物流三大主导产业，截至2014年，招商引资额累计达3000多亿元。

在如此规模的经济区内，污水处理厂只设有1个。“胜科污水处理厂具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。”天津临港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杨健介绍说，“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是3万吨，现在平均每天处理工业排污1.75吨。处理能力尚未达到饱和。”

据介绍，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，能达到1级B排放标准，可以排放入海。“这个标准只是底线。事实上，这个程度的水还是很‘硬’的，含盐量高。”杨健说，在临港经济区，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水，并不会排入大海，而是进入生态湿地公园。

生态湿地公园面积约63万平方米，水体面积达17万平方米左右。污水处理厂的水将在这里完成物理、化学、生化三重反应，最终净化为1级A标准。

记者首先来到调节池，这里碧波荡漾，芦苇摇曳。污水处理厂的水首先进入的就是这里。过滤、沉淀，水经过基质层及密集的植物茎叶根系，悬浮物被截留。这里也是整个湿地公园最高处，落差处设置滚水坝，瀑布一样的水继续排入潜流湿地和表流湿地。

“简单地说，潜流湿地就是看不到水面，水在植物下面完成污染物的降解和去除。”杨健解释道，“我们通过设计，让水在这一片植物下面进行3次往复，才会流入表层湿地，目的是增加水在这个区域的滞留时间，更好地完成降解。”

从潜流湿地望出去，是一片宽阔、澄净的水面。岸边是一片片蒲草，水中间或有几座小岛。

“小岛也是由人工建成，目的是增加表流湿地的面积。这几座小岛普通居民是上不去的，为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恢复的空间。”杨健说，它们都有很美的名字，两岸被称作“蜿蜒蒲香”，几座小岛统称“长田鹭飞”，据说这里有白鹭栖息。

记者在调节池和潜流湿地、表流湿地的交接处，还看到两口长方形的“深井”。“如果污水处理厂的水达不到1级B的时候，将在这个‘井’里进行二次处理。”这个“井”当然也不是普通的井，而是天津市环科院的专利产品——异质除杂机。

再往下，水流过两座桥涵，进入景观湖。这里既是水的最后净化地，也是湿地公园的主要景观区域。芦荡飞雪、棠海寻幽、科普中心、津卫潮声……自然和人文的融合，一步一景。

　在公园最东面，也是最低处，经过二次处理的污水已达到1级A标准。“即使如此，湿地公园的水也不向大海排放，而是进入园区的景观河，或者绿植灌溉等市政用水。”杨健说，“零排放”的概念正是来源于此。

平面设计图上湿地公园，调节池被定义为“虫卵”，潜流湿地是“蝶蛹”，景观湖则是“蝴蝶”，由西向东，寓意为临港经济区从一片盐碱滩涂“蝶变”为一座新城。

闲置荒滩—深挖航道—海泥造陆—重建生态 “环境就是生产力”的发展观

百余年前，天津开埠，港口带来了商业的繁荣，也是我国民族工业之始，更准确地说，是我国海洋化工的发祥地。永利制碱，始于盐场，正是大海给予了最初的原料。行驶在临港经济区，通衢之侧，永利傲然矗立。

杨健还有一个身份——天津市海洋局副局长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，他对这片土地有着自己的认知。

　“天津临海却不见海。”杨健问记者，“一说起大海，你会想到什么？阳光、海滩、细沙、白浪？天津早已不是那个模样了。”

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由于上游淡水截留、陆源污染等原因，天津入海口承担着京津冀三地的排污。淤泥随着潮起潮落在海滩沉积，生物量锐减，这里早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渔民。粉砂质淤泥悬浮海面，泥水般的近海让人望而却步。

清淤工作也成为当地水利部门每年的大工程，需要财政拨款，组织人力、物力找地方堆放淤泥，或者投放到更远的海域。而这些做法，也都是治标不治本。

这里，已是一片荒滩。

随着天津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原有的3个开发区已经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。进入21世纪，向大海要空间，成为发展的选择。

2002年，经过有关部门历时两年的调研论证，一张200平方公里的蓝图绘就。

2004年，临港经济区开工建设。

深挖航道，航道的淤泥正好作为造陆用泥，无需另处取土，也是一种资源的保护。建成的15万吨级通航能力的新航道，成为天津港的第二航道。除了联通世界，航道还承担着生态功能。“航道像是一个胡同，潮涌带不来泥沙，不会再有淤泥的形成。”杨健说。

已建成的135平方公里经济区，囊括了世界500强企业中的12家，以及其他多家国内著名企业。

“建设伊始，临港经济区做了很多‘看不见的工程’。”临港经济区建设公司副总经理胡军从2004年开工建设就来到这里，“当时还没有项目落地，我们就投入大量资金在盐碱地里种树，管委会顶住了很多压力。”

10年过去，临港经济区绿树成荫，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是一个只有10岁的新城。很多企业落户临港，看中的就是这里的生态。“环境就是生产力！”杨健说，“我们说的环境除了政策、服务这些软环境，更多的是生态环境。”

政府主导—规划先行—市场运作—形成机制 可复制的临港模式

只要开发，就会人为地改变自然环境。

改革开放之初的开发区，只放项目，一到晚上就成了一座“睡城”，城市化的脚步远远跟不上工业化的进程，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。

其实，之所以建设开发区，就是因为区域城市化程度不高，达不到发展工业的必要条件。但工业发展起来后，如何带动区域进一步向城市融合，早前并没有很好地规划。

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问题，新建的开发区或经济区一般都会在规划中以新城的定位来设计。临港经济区便是依照“产城共融”的定位，一开始就是以建城的标准进行规划设计的。

　而“环境就是生产力”这个说法也并不新鲜，关键的还是看谁能够扎实做好。临港经济区的经验是“政府主导，规划先行，市场运作”。

以湿地公园的建设为例，政府把握的方向就是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。规划设计由美国著名的规划设计团队完成，天津市水动力研究院给予技术支撑。

目标和方向确定了，资金从哪儿来？

2010年，临港经济区生态湿地公园陆续得到亚洲银行贷款，还有国家海洋局海域使用金项目的支持，最终投资达2.65亿元。之所以能申请到这些资金，胡军认为，关键是临港生态发展的理念和科学的规划。

为了“把事儿办地道”，在前期论证过程中，天津市水动力研究院的专家与美国技术援助团队反复实验，提前研判可能出现的弊端，做到有弊端绝不付诸实施。

“比如潜流湿地，它的弊端就是容易发生堵塞，在美国鲜少使用。但潜流湿地也有自己的优势，能更长时间地滞留污水，充分降解。”胡军说，天津的专家研发了异体除杂机，解决堵塞问题，潜流湿地才进入了规划设计。

“湿地公园的建设成本，并不比在盐碱地种树高。”天津临港经济区管委会办公室副调研员刘长斌认为，临港经济区的生态发展模式是可复制的。